上周，紐約大學教授、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經濟學家魯比尼發出“崩潰警告”，其在最新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指出：

隨著數十年的赤字、借貸和杠桿率激增，世界經濟正走向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交匯點。

(資料圖片)

魯比尼指出，在私營部門，債務堆積如山，包括家庭（如質押貸款、信用卡、汽車貸款、學生貸款、個人貸款）、企業和公司（銀行貸款、債券債務和私人債務）以及金融部門的債務（銀行和非銀行機構的負債）等；在公共部門，包括聯邦、州和地方政府債券和其他正式債務，以及隱性債務，如現收現付養老金計劃和醫療保健系統等無資金來源的負債—所有這些都將隨著社會老齡化而繼續增長。

以下是魯比尼的主要觀點：

驚人的債務負擔

單看顯性債務，數字就很驚人了。從全球來看，私人和公共部門債務占GDP的比例從1999年的200%上升到2021年的350%。發達經濟體的這一比例目前為420%，中國為330%。

在美國，這一比例為420%，高于大蕭條時期和二戰后。

當然，如果借款人投資新資本（機器、住房、公共基礎設施），從而獲得高于借貸成本的回報，那么債務可以促進經濟活動。但大量借貸只是為了持續地為高于個人收入的消費支出提供資金——這就是破產的“最佳方案”。

此外，對資本的投資也可能存在風險，無論借款人是以人為抬高的價格購買房屋的家庭，還是不顧回報、尋求快速擴張的公司，亦或是將錢花在“白象”（奢侈但無用的基礎設施項目）上的政府。

持續數十年的過度借貸

由于各種原因，這種過度借貸現象已經持續了幾十年。金融的民主化使收入緊張的家庭能夠通過債務獲取消費的資金。偏右翼政府一直在減稅，但同時并沒有削減開支，而偏左翼政府則在社會項目上慷慨解囊，但這些項目沒有通過足夠高的稅收獲得充足的資金。

在央行超寬松的貨幣和信貸政策的推動下，有利于債務而非股權的稅收政策推動私人和公共部門借貸激增。

多年的量化寬松（QE）和信貸寬松使借貸成本接近于零，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負數（就像歐洲和日本的情況）。到2020年，收益率為負的美元公共債務為17萬億美元，在一些北歐國家，甚至抵押貸款的名義利率也為負。

資不抵債的“僵尸”

不可持續的債務比率爆炸式增長意味著許多借款人——家庭、公司、銀行、影子銀行、政府，甚至整個國家——都是資不抵債的“僵尸”，這些“僵尸”靠著低利率支撐著（使償債成本保持在可控范圍）。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期間，零利率或負利率政策、量化寬松和財政刺激政策拯救了許多本來會破產的人。

但現在，同樣由超寬松財政、貨幣和信貸政策助長的通貨膨脹已經結束了這場金融“亡靈黎明”，隨著各國央行被迫提高利率以恢復價格穩定，“僵尸”的償債成本急劇上升。

對許多人來說，這帶來了三重打擊，通貨膨脹侵蝕了家庭實際收入，降低家庭資產價值，如住房和股票。脆弱和過度杠桿化的公司、金融機構和政府也是如此：他們同時也面臨借貸成本急劇上升、收入及資產價值下降。

雙重暴擊

更糟糕的是，這一趨勢恰逢滯脹回歸。發達經濟體上一次經歷這種情況是在20世紀70年代。但至少在那時，債務比率很低。今天，我們面臨著20世紀70年代最糟糕的一面（滯脹沖擊）和全球金融危機的最糟糕的一面（債務沖擊）。這一次，我們不能簡單地通過降息來刺激需求。

畢竟，全球經濟正受到持續的短期和中期負面供應沖擊，這些沖擊降低了增長，增加了價格和生產成本。其中包括：疫情對勞動力和貨物供應鏈中斷；俄烏沖突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以及其他十多個中期沖擊—從氣候變化到地緣政治發展，將帶來額外的滯脹壓力。

與2008年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爆發前幾個月不同，僅僅通過寬松的宏觀政策救助私人和公共機構，將給通脹火上澆油。這意味著，在嚴重的金融危機之上，將出現一場硬著陸——嚴重、持久的衰退。隨著資產泡沫破裂，償債比率飆升以及家庭、企業和政府的經通脹調整后的收入下降，經濟危機和金融崩潰將相互影響。

可以肯定的是，以本幣借款的發達經濟體可以利用一輪意外的通脹來降低一些名義長期固定利率債務的實際價值。由于各國政府不愿提高稅收或削減開支以減少赤字，央行的赤字貨幣化將再次被視為阻力最小的路徑。

但你不能一直愚弄所有的人。一旦通脹精靈從瓶子中釋放—當各國央行面對迫在眉睫的經濟和金融危機而放棄對抗時，名義和實際借貸成本將激增。

所有滯脹性債務危機可以被推遲，但將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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