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儲存二氧化碳的倉庫稱為“碳匯”，森林就是其一。

(資料圖)

林業碳匯，即用植樹造林、荒漠治理等方式吸收二氧化碳，多增的碳匯量經核定后，可以按照市場規則參與交易。

市場又分為由政府主導的強制市場、多點分散的自愿市場。據Ecosystem Marketplace（EM）統計，自愿碳抵消市場交易額在2021年接近20億美元，交易量接近5億個碳抵消量（每個碳抵消量相當于一噸二氧化碳當量）。

然而，在犬牙交錯的市場利益網中，林業碳匯被質疑正在淪為高碳企業“洗綠”的工具。

“目前仍有油氣巨頭大量采購林業碳匯，一方面稱為實現凈零排放努力，另一方面在不斷擴大油氣業務、新建化石燃料基礎設施。”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經理葉睿琪在經過長期調研觀察后告訴華爾街見聞。

全球多家油氣巨頭遭受爭議。在國內CCER交易市場（CCER指中國核證自愿減排，林業碳匯被認為是CCER的重點開發項目）即將重啟的預期中，或許可以成為某種參照系。

種樹減排成風

包含油氣企業在內的能源行業是自愿碳抵消市場的最大買家。EM統計顯示，2021年1-8月能源行業的采購量達到了大約1900萬個，位列第一。

在2022年全球收益排名前十的油氣公司中，共計有六家公司將林業碳匯列為實現減排目標的路徑之一。

例如2019-2021年期間殼牌啟動了3億美元的林業碳匯項目，在秘魯、肯尼亞、中國、印度尼西亞等多個國家與當地組織合作投資項目。2021年，殼牌注銷了VCS認證碳抵消約390萬個，以林業碳匯為主，占全球油氣生產商總量超過1/3。到2030年，其計劃進一步擴大基于自然解決方案的碳抵消規模至1.2億個/年。

“VCS（Verified Carbon Standard）是目前全球自愿碳市場中最大的碳減排核證標準，通過VCS認證和簽發的減排量可以轉化為可交易的碳信用額度，企業可以通過在自愿碳市場中購買核證碳信用來抵消碳排放，以聲稱達到‘碳中和’。”葉睿琪對華爾街見聞分析，這些碳信用可以根據不同的標準來核證產生，VCS是其中之一，其它標準還包括CCER等。

財報信息披露，截至2020年，英國石油公司也在全球6個國家建立了基于自然解決方案的項目。2020年12月，其收購了美國最大的林業碳匯交易開發商Finite Carbon多數股權，該公司在美國持有項目共計50個（300萬英畝），累計簽發碳抵消超過7000萬個。

道達爾“凈零戰略”則著重提及了在2050年通過自然碳匯抵消100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范圍一）；而2021年3月，其宣布將在剛果共和國種植4萬公頃的碳匯森林，預計在未來20年內吸收二氧化碳恰恰超過1000萬噸。

根據綠色和平方面的統計，雪佛龍公司也曾采購來自哥倫比亞7個REDD+項目（指減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的項目），共計近170萬個碳抵消。2022年，其宣布將與恢復地球基金會一起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開展8800英畝再造林項目。

馬拉松石油公司同樣在2021年通過購買剛果盆地雨林REDD+項目的碳抵消，抵消了范圍一排放5萬噸二氧化碳當量。

中國油氣巨頭同樣熱衷“種樹”。

中國石油2020年在大慶油田馬鞍山落成了第一個碳中和林；至2022年6月已建成510畝，共栽植6個苗木品種、2.13萬株，預計20年內可吸收二氧化碳7236噸。

中國海洋石油集團也曾采購來自秘魯、津巴布韋、印度尼西亞的避免森林退化和森林修復項目的碳抵消，總共約24萬個。2020年，其從殼牌、道達爾共采購5船“碳中和液化天然氣（LNG）”，碳抵消額共計112萬個，主要來自殼牌和道達爾的林業碳匯項目。

滯后的行動

葉睿琪對華爾街見聞解釋稱，總體來說，油氣巨頭們的凈零排放承諾與行動都嚴重滯后。根據CA100+統計，目前全球收益前十的油氣公司中，僅有一半企業提出2050年凈零排放目標，包括雪佛龍、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馬拉松石油、瓦萊羅能源公司尚未提出目標。

“制定目標的企業中，僅三家企業將價值鏈（范圍3）囊括在目標內。范圍3恰恰是減排的核心，占油氣行業全價值鏈二氧化碳排放的70-80%。”葉睿琪如是分析。

據悉，目前煤、油、氣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70%以上，實現凈零排放與持續投資化石燃料根本無法相容。葉睿琪對華爾街見聞指出，多家油氣公司仍在持續擴大化石能源業務，如殼牌計劃持續每年在油氣生產中投資80億美元，道達爾預計2015-2025年間油氣生產實現50%的增長。

而林業碳匯之所以成為這些企業熱門的減排方式，則和成本息息相關。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22氣候變化：減緩氣候變化》報告，在2020-2050年期間，農業、林業和土地利用（AFOLU）部門提供了重要的、相對低成本的減排減緩機會，大約80-14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減排量可以在100美元/噸以下實現，其中30-50%可以在20美元/噸或以下實現。

相較之下，2030年全球能源領域的碳捕集與再利用（CCS）成本預計在50-200美元/噸。

“在諸多減排路徑中，林業碳匯被視為短期內最快速的方式。一方面是相比電氣化、CCUS等減排路徑，林業碳匯的技術壁壘與成本都較低，而植樹造林、避免毀林也似乎能快速贏得社會認可。”葉睿琪告訴華爾街見聞，與此同時，近年來許多高碳企業因誤導消費者、夸大減排量、侵害原住民利益等原因面臨指控，林業碳匯碳抵消的風險也逐步浮出水面。

“比如殼牌‘碳中和駕駛’宣傳在荷蘭被投訴。監管機構認為該宣傳具有誤導性，殼牌無法基于測量數據證明化石燃料的排放量和林業碳匯的抵消量具有可比性。”葉睿琪表示，法國多家環保機構還對道達爾提出訴訟，指控道達爾將凈零承諾作為營銷手段，掩蓋持續擴大油氣業務的事實。

美國多個州政府及市政府則對埃森克美孚、雪佛蘭、英國油氣公司等油氣公司提出訴訟，要求油氣公司對氣候變化造成的損害負責，并指控其公眾宣傳具有誤導性，隱瞞了化石燃料產品對氣候的危害。

“洗綠”邏輯

那么，通過林業碳匯的方式減排為什么會遭受“洗綠”的質疑呢？這種質疑是否具有合理性？

為了將全球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1.5℃以內（即19世紀工業化前的水平），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最遲在2025年之前達到峰值，到2030年減少43%（相較2019年的基準線），同時甲烷排放也需減少三分之一，并且最晚在2050年前達到凈零排放。

葉睿琪告訴華爾街見聞，森林生態系統固定的二氧化碳并非永久性存儲，而是隨著森林生長狀態不斷變化。

“生態因素（如病蟲害、氣象災害、地質災害）、人為干預（如采伐盜伐、林地轉換、政策變動），以及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都會對森林的狀態產生影響，使森林所能發揮的實際固碳效應受到諸多限制，甚至可能發生逆轉，從碳匯轉變為碳源。”據她分析，不僅如此，在林業碳匯項目減排量核算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基線難定、額外性爭議、重復計算問題和碳排放泄露風險等，都可能導致林業碳匯項目的減排效果被高估。

葉睿琪對華爾街見聞補充解釋稱，由于額外性和基線都是人為設定的理論值，難免參雜了主觀因素，在現實中很難得到檢驗，尤其是減少毀林類項目，“因為要證明未發生的事太抽象了，所以項目的碳匯效益很容易被高估，引發了氣候專家學者的擔憂。”

比如說，在REDD+項目中，通常會假定如果沒有項目的保護，樹木將不可避免地遭到砍伐。為此需要計算出在沒有該項目干預時，將會發生的森林砍伐情況，以此劃定基線。基線越高，意味著該區域面臨的毀林風險越高，則相應項目保護森林后產生的減排量就越多，項目可發放的信用額度也就越多。特別是在自愿碳市場中，一個項目產生更多的碳信用意味著更大的收益，因此項目開發者更有可能選擇對減排量的計算“更有利”的基線。

“客觀存在的方法和技術局限與經濟利益相疊加，讓林業碳匯項目的基線判定、額外性論證以及減排量核算產生了許多模糊地帶，林業碳匯項目是否能如期實現減排效果也有待商榷?！比~睿琪對華爾街見聞表示。

此外，根據綠色和平的報告，縱觀過去10年（2012-2021）的全球碳收支情況，人類活動引起的全球碳排放仍有44%留存在大氣中，而且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情景下，陸地和海洋生態系統在降低大氣二氧化碳累積方面的碳匯作用會減弱。

IPCC的報告也指出，農業、林業和土地利用（AFOLU）領域的減緩措施可以實現一定規模溫室氣體減排并增強碳移除，但無法完全彌補其他經濟部門拖延行動導致的碳排放。

全球碳計劃（Global Carbon Project）近日公布的年度評估報告《2022年全球碳預算》亦指出，如果想要達成1.5℃（可能性50%）的溫控目標，全球碳預算僅剩3800億噸，而2021年人為排放總量為402億噸，接近2019年的創紀錄水平。

粗略估算，如果繼續保持當前排放水平，即便森林和其他生態系統每年貢獻73億噸的經濟減排量，碳預算仍將在12年內告罄。毫無疑問，生態系統無法成為吸收二氧化碳的無底洞。

綠色和平的觀點認為，森林碳匯潛力有上限且不具備永久性，依靠森林增加碳匯僅僅是響應碳中和的一種低成本、暫時性的補償措施，應對氣候變化最終必須通過能源結構優化和經濟轉型實現深度脫碳。

其發布的報告還建議，在實施造林、營林有關項目時，不應以“增加碳匯”為單一目標，而需綜合考慮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推動具有保護生物多樣性、應對氣候變化、社區發展等多重效益的天然林修復和經營管理以及適地適樹的科學造林，才能持續提高森林固碳量和固碳能力；同時也要加強森林碳匯相關科學研究與技術支撐，構建科學透明的森林碳匯計量、監測和報告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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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二氧化碳 氣候變化 溫室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