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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在全國率先實施財政涉企資金“綠色門檻”制度,1.04億財政涉企資金“回流”綠色發展

1.04億財政涉企資金“回流”綠色發展

位于桓臺縣的山東德信皮業有限公司綜合管理部經理耿兆東,向淄博市生態環境局桓臺分局正式遞交了天然氣鍋爐替代煤粉鍋爐的環評申請書,爭取年內完成鍋爐清潔能源全替代。

“‘綠色門檻’制度倒逼我們主動加嚴節能環保標準,減少污染物排放,實現綠色發展?!惫⒄讝|說。

2019年,山東省財政廳、省發展改革委等14個部門聯合在全國率先推出財政涉企資金“綠色門檻”制度,將節能、排污指標優于國家和地方標準,符合綠色發展和新舊動能轉換要求等7類情況的企業和項目,列入優先支持范圍;將節能、排污指標達不到國家和地方標準,或不符合綠色發展要求等6類情況的企業和項目,列入不予支持范圍。

“按綠色發展相關性對企業差別化支持,為全省各級財政、業務主管部門劃出‘硬杠杠’。”省財政廳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處處長楊士祥說,14個部門都出臺了具體實施辦法,特別是《山東省企業環境信用評價辦法》,將企業分為“綠、藍、黃、黑”四個等級,為執行差異化財政支持政策提供了重要基準。

2019年,德信皮業因發生環境違法行為,在企業環境信用等級評定中被評為“黃”,公司不僅要繳納罰款,還被科技部門停發科技創新財政補助?!斑@讓我們感到了環境違法的‘切膚之痛’?!惫⒄讝|說,此后,公司投資600多萬元新建污水處理站,并增加厭氧曝氣生物濾池、污水在線監測等設施,實現污水全程無害化處理,環境信用評價恢復到“藍”,去年,又享受到了160萬元的科技創新財政補助。

“綠色門檻”擋住財政資金流向節能環保不達標、損害生態環境的企業和項目。據不完全統計,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有331戶企業被列入不予財政支持范圍,約1.04億元資金實現“回流”分配。

山東省要求,財政涉企資金要嚴把關口、擇優使用,形成“拳頭”優勢,重點支持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新能源新材料等“十強”產業。2019年以來,省重大科技創新工程資金分配中,“十強”產業立項650項,占全部項目的95%。

讓感受“模糊”的生態效益轉化為看得見、摸得著的經濟效益,“綠色門檻”制度激勵效應顯著。省自然資源廳明確,各類財政涉企資金重點支持綠色礦山,激發了企業創建積極性,全省綠色礦山數量從2019年的73家增加到目前的280家。

山東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副院長李森認為,“綠色門檻”制度是推進高質量發展的一項重要制度創新,其核心是通過經濟手段引導激勵企業落實環保主體責任,與行政手段相互補充、相互配合,降低生態環境損害,推動綠色發展。

深化制度創新,實施財政涉企資金綠色導向“軟約束”

近年來,山東在全國創新實施財政涉企資金“綠色門檻”制度,根據企業綠色發展情況,分類實施差異化財政支持政策,強化財政資金綠色導向,引導企業主動落實環境保護主體責任,變財政資金“硬激勵”為綠色導向“軟約束”。

這項制度有哪些創新之處?運行機制是怎么樣?在促進綠色發展、推動新舊動能轉換等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本文就此展開調研。

1.差別化支持,倒逼企業加快綠色發展

“以前,不少存在污染的企業,一邊享受著政府的財政資金支持,一邊被環保部門罰款,企業對綠色發展的積極性不強?,F在,這種現象幾乎銷聲匿跡了?!睗鲜猩鷳B環境保護綜合行政執法支隊工作人員王勇,見證了近年來企業對綠色發展理念由被動接受到主動適應的轉變。

省財政廳會同省發展改革委、省科技廳等14個部門,在向各市有關部門、行業協會、社會各界充分征求意見的基礎上,于2019年9月聯合印發《關于建立財政涉企資金“綠色門檻”制度的實施意見》,將企業節能、環保等方面的違法成本,由“單一罰款”上升至“一定時限內不能享受財政資金支持”,對王勇見證的這種轉變起到了較大促進作用。

省財政廳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處處長楊士祥介紹,“綠色門檻”制度,是指各級財政、業務主管部門在安排涉及支持企業發展的財政資金時(不包括職工安置、搬遷補償等社會保障類資金和人才建設資金),按照與綠色發展的相關性,對企業實施差別化的支持政策,將節能、排污指標優于國家和地方標準,符合綠色發展和新舊動能轉換要求等7類情況的企業和項目,列入財政資金優先支持范圍;將節能、排污指標達不到國家和地方標準,或者不符合綠色發展要求等6類情況的企業和項目,列入財政資金不予支持范圍。

“也就是說,除特殊約定的情況外,只要企業和項目在不符合標準的6類情況之內,將不會得到任何財政資金支持?!睏钍肯檎f,不少企業在“綠色門檻”制度倒逼影響下,主動開始“綠色革命”,積極進行環保整改。

在實施“綠色門檻”制度的基礎上,山東充分發揮稅收政策、政府采購、發展基金等綜合效應,推動形成促進綠色發展的長效機制。比如,完善政府綠色采購政策,對節能產品實行優先采購和強制采購扶持政策。2020年,全省優先采購環保產品10.17億元,占同類產品采購總額的66.28%;利用國際金融組織和外國政府聯合融資貸款資金,與社會資本共同發起設立全國首只總規模100億元人民幣的省級層面綠色基金,重點投向節能減碳、環境保護與治理、清潔能源、循環經濟、綠色制造等行業,預計基金實施期內可累計減少二氧化碳當量排放3750萬噸。

2.形成政策合力,確保財政資金精準投放

“綠色門檻”的判定標準是“7類情況優先支持”“6類情況不予支持”。財政資金的使用涉及部門、領域多,如何確保落實到位?

山東首先從嚴格“綠色門檻”審核把關流程入手,業務主管部門采取信用信息平臺查詢方式進行初審,并函詢其他主管部門進行復核;財政部門根據復核情況,統籌安排資金分配事項,避免了因不熟悉企業、項目,放寬“綠色門檻”要求的情況,逐步建立起“主管部門初審+生態環境等部門復核+財政部門綜合協調”的機制,有效避免違法違規企業和項目獲得財政資金支持。

在“綠色門檻”出臺近2年的時間里,與該制度相關的14個部門按細分領域,制定出臺了多個具體實施辦法或銜接配套措施——

省生態環境廳、省發展改革委聯合修訂《山東省企業環境信用評價辦法》,明確企業環境信用分為“綠、藍、黃、黑”四個等級,為執行差異化財政支持政策提供了重要基準;

省自然資源廳將各類財政涉企資金用于重點支持綠色礦山建設,激發了企業創建積極性,全省綠色礦山數量由2019年的73家增加到目前的280家;

省工業和信息化廳明確,在項目評審中,評審專家團隊中必須有一名環保領域的專家,對節能、環保手續不全或有問題的項目實行“一票否決”;

……

山東有的市縣還因地制宜,出臺了符合本地實際的精準舉措,進一步激發綠色發展動力。

青島市生態環境局膠州分局在VOC治理補助等工作中,主動征求其他13個部門意見,結合當地產業結構特點,細化“綠色門檻”標準,針對木器噴涂、金屬表面噴涂、化工等排放VOC的行業企業,確定只對配套安裝目前國家提倡的吸附濃縮+焚燒、蓄熱式熱力燃燒式等最新式、高效的處理工藝予以補貼,對于采用活性炭吸附、光氧催化等處理工藝的,不再納入補助范圍。

“今年1月,我們對2020年度33家符合條件的企業實施了補助,共計發放補助資金530余萬元,今年計劃再補助439.6萬元,進一步提高廢氣的收集率、去除率?!鼻鄭u市生態環境局膠州分局綜合科負責人孟圣川說。

目前,山東初步探索形成了以環保節能領域日常評價、信息共享為重點,實施聯合激勵懲戒的治理模式。據統計,依據“7類情況優先支持”,2019年以來我省在重大科技創新工程資金分配上,向“十強”產業傾斜,立項650項,占全部項目的95%;實施高耗能行業產能退出獎補機制,落實資金8.14億元,引導企業退出焦化產能1341萬噸、化肥合成氨產能117萬噸。

3.打通堵點,讓“綠色門檻”發揮更大作用

“綠色門檻”制度實施近兩年,取得明顯成效,但實施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瓶頸障礙,亟須疏通破解痛點堵點。

日前,臨沂一家企業符合“綠色門檻”要求,順利通過了相關部門的審核,獲得了財政補助資金,但該企業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卻發生了違法行為。財政補助資金該不該追回,這讓財政部門辦事人員犯了難。

企業的違法行為是動態的,對已通過審核、獲得資金的企業和項目,后續出現環境違法行為缺少制約手段,成為一個棘手問題。

“有些地方主動探索,開始建立項目配套資金跟蹤管理、績效評估制度,及時收回不符合‘綠色門檻’制度要求的企業相關財政資金。”省財政廳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處副處長蘇琳以淄博市為例介紹,2019年以來淄博市先后審核不達標項目16個,追回前期財政資金87.59萬元。

今后,為確保這項制度落到實處,山東省將對事后通過審計、檢查、績效評價、日常業務管理等渠道發現的違反“綠色門檻”制度要求的企業,業務主管部門與財政部門會商后,及時追回已撥付財政資金。

“容錯也是一種激勵。一方面企業違法要懲戒,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容錯機制,避免挫傷企業積極性。”楊士祥介紹,下一步,山東省將建立輕微違法容錯機制,在制度落實過程中,可結合工作實際,對非惡意輕微環境違法且整改到位的企業,經部門會商同意后,納入“綠色門檻”資金支持范圍。

發揮“綠色門檻”作用,數據應用是基礎性工程。煙臺市產業鏈長、企業數量多,“綠色門檻”申報審核工作量較大,沒有統一的涉企信息數據庫作支撐,信息錄入過程容易出現疏漏,影響了財政資金支付進度。實踐中,很多地方和部門普遍反映,信息難以共享成為制度落實的較大障礙。

“目前,我省各部門有關數據正匯集到省一體化大數據平臺。平臺運行后,各業務主管部門可通過‘綠色門檻’相關主題信息資源庫,便捷、及時、準確地獲取節能環保違法違規行為企業信息?!笔〈髷祿謹祿霉芾砼c安全處相關負責人說。

此外,為更好推動制度落實,山東省還將建立推進“綠色門檻”制度落實會商聯絡機制。由財政部門牽頭,發改、工信、科技、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大數據等部門將采取聯席會議形式,建立完善信息共享機制,協商解決制度落實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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